不久，这件事已是发作了。早有人将少章告发，上头主张严办，幸而少章闻信得早，不待他们来捉，已是溜回天津。当他临走之时，身无半文，如何便能成行？他知阿细手中颇有一点私房钱，因而连骗带哄的向阿细说了好半天，方把一部分的钱骗到手，这在阿细还在做着她的清秋大梦，以为少章这一回去，靠着孙伯岳的力量，不但可把官司撤销，再一运动之下依；日又可做官，她不又是一位官太太了么？谁知到得津门一打听，伯岳已往北京，少章忙又赶了去，匆匆一见之下不便说得什么，仗着身边还有阿细给他的那一点钱，竟是征歌选色在北京大玩特玩起来。尤其和他亲密的一个朋友叫作甄恭甫，有时在小班中玩得高兴，竟会打起对台戏来了。可是这一耽搁下来，不但山西方面派来捉他的侦探已是到了天津，连得阿细因为久无消息，在山西再也耽不住，也赶上来了。

但阿细这个人真是有趣得很，和少章可称得是一对糊涂虫，她到了天津之后，家中既不敢去，旅馆又不肯住，却住在一个烟馆中。可怜少章的长媳黄氏又哪里知道？听得她已到来，即慌忙找了去，一看是一家烟馆，怎肯进去？只在客房外面高喊着。偏偏阿细瘾未过足，死赖在烟铺上不肯出来，后来还是别的烟客看见黄氏和疯子一样，自言自语在客房外面乱喊，进屋笑说，阿细瘾也过了一半，才走将出去将她喊住。黄氏终觉此非住地，一任阿细劝说拉扯坚持不肯进门，只劝阿细另开客房。阿细说：“适已向人打听，客房无论何时随要随有，一则烟馆热闹，吃什么都有人买，枪又老，烟又好，立时还不必付小账，有那给的也只一毛小洋、一二十个铜板，公道便宜，规矩真好。我想你爹爹总在天津，你既怕生不愿进去，我就在此等你，可即速回家，叫老三出去打听。今天如若寻到，岂不把栈房钱省下？”

黄氏见劝不听，各屋客伙都出旁观，心中又急又跳，巴不得早些离开，匆匆别了阿细便往家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