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趁着粮价便宜购买上半年的存粮和种子，开始经营他们的自己的土地。

“今年是混过去了，但是明年就会有更多的土地，更多卖不出的粮食；今年这批人就又会离开，然后去开垦出更多的土地来。”

穆谭并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任堂同样不知道，传统上应该劝农桑，但现在成都的情况相当反常，穆谭觉得可能就和刘晋戈说的一样，只有等成都拥有了几百万劳力粮价才能稳定下来而不会想现在这样大起大落——也就是等一波波移民把所有更低都占满了，才能趋向稳定，随着人口增加就会再次回归传统的精耕细作——而那怎么也是几十、上百年以后了，而川西政斧则会继续在这粮价的颠簸中上下起伏。

“为了消耗粮食，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工人，要给光棍们说亲让他们家里多张嘴吃饭。”现在成都和叙州的普遍看法就是如果不恢复实物纳税、不抛弃欠条制度的话（也不能考虑用银子替代，那个可能更糟，甚至无法靠大量印刷来缓解危机），那必须要以越来越快的频率发动战争，以推迟粮价崩溃，农民无法承担赋税的那一刻的到来。

这个理论模式中央银行行长熊兰和税务局局长秦修采去年联合提出的，模型非常简单，就是假设每年新到的男姓人口都在第二年去开辟新田，而每个男姓二十亩地即使是粗放经营，产出大概也能至少够八个人吃的，即使大量养猪也无法降低到四个人以下。因此也就是说每年成都新增人口都是男姓的话必须是去年的四倍，然后下一年又得再增长四倍，直到把所有能开垦的荒地都填平了才算度过危机，为了避免欠条体系的崩溃必须在占满成都所有耕地前一直保持这样的移民加速度。大批农民能够纳税，商人手里的欠条也就不至于尽数变成废纸，而熊兰、秦修采和他们的幕僚团还进一步指出，若是新增人口中有大量女姓，那就能减缓新田开辟速度——女姓在秦修采模型中被设定为单纯吃饭的人口，随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