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格曼神父微笑着从讲台上走下来，走向自己的时候才认识到，他十七岁的生命那么孤独，他永远不可能是个中国人。英格曼神父优雅淡定的风度像他的口才和知识一样，在一小时内收服了年轻的法比，他这才悟到自己从来就不甘心做一个中国人。他也明白，英格曼神父对他亲和也是因为他是个西方人，神父暗示他，让法比接着混在中国人里，继续做中国人就糟蹋了他。英格曼和法比交谈着，像马群里立着两只偶遇的骆驼，一见如故，惺惺相怜。

法比从南京神学院毕业后，在神学院兼任教授的英格曼神父为法比申请了奖学金，去美国进修三年。法比找到了他在美国的一整个家族，有了长幼一大群亲戚。他在跟他们团圆是把头皮都抓破了；他一紧张不安头皮就会抓满蚂蚁般的痒。这时他发现自己也做不了美国人，他觉得跟美国亲戚们热络寒暄的是一个假法比，真法比瑟缩在内心，数着分秒盼望这场历史性血缘大会晤尽早结束。

他轻轻敲了敲英格曼神父起居室的门，英格曼请他进去。神父跟法比的关系一直完好地保持在初次见面的状态，没有增进一度亲密，英格曼神父假如是你的隔壁邻居，他会在头次见面时亲切真诚地跟你说：“认识你真好！”但几十年邻居做下来，他也还是：“认识你真好！”他可以让熟识感凝固，让情谊不生长也不死。

“有事吗，法比？”英格曼神父问道。他没像往常一样客套地让座。

本来法比是来向英格曼报告女学生和豆蔻冲突的事，催促英格曼把妓女们送往安全区。但他一走进英格曼的客厅，就感到神父满心是更加深重的忧患，他要谈的话在此气氛中显得不合时宜，不够分量。英格曼神父正从无线电短波中接收着国外电台对于南京局势的报道，他看了匆匆进来的阿多那多一眼，又转向收音机。法比陪着他沉默地听着嘈杂无比的广播，眼睛浏览着岁月磨旧了的乳白，原先的色泽暗沉了，一块块大小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