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微微抬起下颏，双眼紧闭，不是在听经文，而是在嗅经文。

诵经结束后，他对我耳语，说他是个不虔诚的犹太教徒，在德国和美国很少去犹太会堂。在上海却不一样，他第一次感到跟犹太种族产生了强烈的同胞认同感，也许他感到寄居客必须紧相依偎。寄居者们要靠人多势众壮胆，所以他第一次感到如此需要自己的集体。

不止杰克布一人到这里来壮胆，大多数人都从别人均等的恐惧中找到了安全感。均等的不幸，加在一起，也是温馨。这样的集会上，大家热切交流着各种消息：有一个中国人的秘密组织，正在犹太难民中征集志愿者，逃亡到内地。尽管路途上凶吉未卜，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跟上海相比，更难以适应，还是有千余人悄悄报了名，因为这是唯一能逃出“终极解决”的途径。

一直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记得那天晚上的话剧演出。台词是德文的，旁边竖起的白布帘上打出英文字迹，所以我完全能看懂剧情。彼得母亲的朋友（那对开餐馆的夫妇）扮演剧中的男女主角，让你想到纳粹有多活该，让奥地利戏剧损失了这两颗明星。

杰克布把我的手握在他手中，每到一个精彩片段，我们的手就热切交流一番。我们的座位是一张上下铺的上铺，和我们同坐的一对男女四十来岁，一面看戏一面从一只扁酒瓶里呷威士忌。“终极解决”说时迟那时快就要来了，但该喝威士忌还要喝，该看戏还得看。奥地利的话剧明星毫不因为莫测诡异的命运而省一点嗓门，减一点动作。这是一个习惯在末日前照常过活的民族。死亡和灾难留下一个个缝隙，他们在其中独善其身，学十八般手艺。

话剧演完后，杰克布看见了罗恩伯格一家，把我拉过去。我眼睛盯着从后台走出来的男女主角。一大群人围住他们，献的花层层叠叠。女主角走到观众席，跟一个女观众拥抱起来。那个女观众穿着黑色长裙，戴黑色小帽，稍稍一转脸，我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