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去唐纳德的诊所找彼得。又是一次突然出现。值班的是另一个医生，一个上海人。他自我介绍姓文，文天祥的文。文医生告诉我彼得家有急事，这个周末改成他值班。他问我他可以帮我什么忙，我说谢谢了，他已经帮了我忙。这种对话很奇怪，无论我怎样用上海话答对，文医生就是不屈不挠地讲他的上海英文。下面就是我脑子里记录下的对话——

侬晓得彼得屋里出了啥事体？

Ithinktheyaremoving。（我想他们在搬家。）

搬到啥地方？

彼得终于如愿以偿，攒出了那个颇可观的数目，把全家从大宿舍里搬出来了。

我一秒钟也不想等待，想马上见到彼得。能找到他的地方只有虹口那几条街。

这时一个中国男人扶着一个中国女人走进诊所，东张西望，就是没把我和文医生望到眼里。女人嘴里喃喃地说，一定走错门了，怎么没见那个洋医生？

文医生迎上去：MayIhelpyou？

男人马上说：噢，没走错门。

文医生不屈不挠的英文原来很有用。我想给彼得写一张字条，但怕它先落到唐纳德的粉红的手里，让我的字迹和心迹失去贞操，也怕唐纳德给彼得一番大叔式的忠告。

我出了诊所就往外白渡桥方向走。冬天偶尔有这么几个好天，可以称它阳光明媚。远处的船鸣呜咽一般。

穿过外白渡桥，汇山路上停泊了几辆旧汽车。看见衣着摩登样的人，车主就上来拉生意。这种短途出租车的车主都是犹太难民，几人合伙买下一辆破车，再偷梁换柱把它修理得返老还童，然后便和黄包车抢起生意来。他们对虹口每一家餐馆、酒吧、咖啡馆、小客栈——所有犹太难民经营的生意都了如指掌，他们介绍每个客人给餐馆或客栈，都能从店主那里得一份微小的抽头，同时再从乘客手里赚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