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三楼和二楼之间的电话响了。我竖着耳朵，听房东太太用一塌糊涂的英文说：“请等等，一会儿……”

我跳下床，披上薄呢子大衣，房东太太已经在楼上喊起来，说是一个叫寇恩的先生请我听电话。一听就知道她对我昨天招进来那么个臭烘烘的犹太难民有火气。居然还把大门钥匙给了他！

我接了电话就说：你送牛奶吗？这么早就起床？我和那头的彼得同时哈哈大笑。

我们约好七点半在虹口的乍浦路见面。我费了很大劲才让他记下要去的虹口大戏院。本来我想去他住的大宿舍接他，他急坏了，一口咬定他能找到上海的所有街巷。他不让我看到他一家的惨境，也是为我好。

虹口大戏院的最早一场电影七点四十放映，票价非常便宜。电影结束正好赶上去菲利浦家面试。菲利浦姓温，他的长子是我父亲的学生，他有个十六岁的小儿子在学钢琴。从菲利浦家出来，我还要陪彼得去第二家、第三家面试。我们中国人在做事留一手上也不次于犹太人。

那好，我要去洗漱了。我对电话那一端的彼得说。已经有了一种很贴心的人才有的口吻。

放下电话，房东太太的一只绣花拖鞋从楼梯栏杆缝里落下来，在我眼前直接从三楼落到一楼。她的监听暴露了，索性响亮地笑了笑说：妹妹呀，以后不可以把我们的大门钥匙给外人噢。这要闯穷祸的哟！

她从楼梯上走下来，一只脚穿拖鞋一只脚穿丝袜。

噢，好的！我爽快地答道。我心情好得要命，她说什么我都不觉得难听。

房东太太说我父亲每回来都那么知趣，从来不进到楼里面。

我急忙往亭子间跑，一面说好的好的，下次不给外人钥匙了。

她还要啰唆，说一个男人私自开了你的门，跑进去，邻居看了难看吧？

我还是大大咧咧，说难看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