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这浙江上下官吏，怎么可能会真如徐谦所说，奉公守法。

须知自古以来，就算有一个两个官员不肯在官粮上动手脚，可是要让整个浙江这么多官员俱都不动官粮，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太祖在的时候，对贪官污吏剥皮充草，也不曾禁止这样的状况，可是徐谦，怎么做的到？

这是李士翱很费解的问题，可是现在徐谦揭开了真相，李士翱反而糊涂了。

其实李士翱哪里知道，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而在于浙江新政的发生，使得浙江贪赃枉法的手段，进行了某种意义的升级。这就涉及到了经济基础的问题。

比如说在一个农业社会，官吏要贪赃枉法，往往都是采用十分原始的方式，要嘛是在官粮上动手脚，要嘛就惦记着火耗的银子，再有就是诉讼之类，这些都是常见手段，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渠道，这种原始的贪赃枉法形式虽然艹心劳力，而且很容易就被揭发，只是他们没有选择，手段虽然粗糙，只要有钱入账，也就成了。

可是当一个农业社会渐渐向手工业社会转型呢？这个时候，不但寻常百姓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而且由于经济形式的变化，使得官员贪污的形势，也就变得多样化了，比如他们和商贾们以入股的方式，让商贾们在他的治下建立作坊，也可以让自家的小舅子弄个船行，让本地的商贾运货，尽量照顾自己小舅子的生意，更可以唆使自己的家人去别处进一些木材来，通过关系转卖给治下的作坊。

这些手段，更有隐密姓，而且不必如此费心，更不怕现在的御使、巡按们来盘查，显然，当各省还在使用粗糙手段在官粮和火耗银上打主意的时候，浙江的官吏们已经进化变异了，因为他们想要楼银子，已经有了比之从前更加合法，而且获利更多的方式来进行。

因此，并非是因为徐谦所说的那样，浙江的这些家伙并非了改了姓子，突然变得奉公守法，而是因为，他们再也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