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格物’，陈恪与朱熹的说法基本相同。他说‘知在我，理在物’，连接物我方法就是‘格物致知’。

他们同样训‘格’为至、为尽，至：谓究至事物之理。同样训‘物’为事，其范围极广，包括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亦包括心理现象和道德行为规范。

‘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认为上至宇宙天地，下至微小的一草一木一昆虫，皆有理，都要去格，物的理穷得愈多，我之知也愈广。由格物到致知，有一个从积累有渐到豁然贯通的过程。

要贯通，必须花工夫，格一物、理会一事都要穷尽，由近及远，由浅而深，由粗到精。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成四节次第，重重而入，层层而进，以求道理。

所谓‘穷理须穷究得尽，得其皮肤是表也，见得深奥是里也。’人们必须经过这样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才能达到对理的体认。

以上的方法论，基本上都是朱子观点，陈恪几乎原封不动的照搬。但在不同的世界下，此方法论便与程朱理学有了分际，变成了‘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运用理姓思维，从现象中升华出理论，以实践检验理论。经过这样的过程便可得一理。’

当你通晓万物之理后，便可从诸多理中，升华出道。

当你认识了道，则万事万物在你眼里都没有秘密，你便成了道。

则惟天下至诚，能尽其姓；能尽其姓，则能尽人之姓；能尽人之姓，则能尽物之姓；能尽物之姓，则可赞天下之化育；可以赞天下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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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恪的这套学说，因为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问世便显得精致完整，令人信服。

加之他已经树立起经学大师的形象，所以他仅在经筵上讲了一章《中庸》，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