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国初以来，为防止地方割据，将帅专权，将将帅的统兵权和作战计划的制定权，都收归皇帝直接制辖，但矫枉过正，结果弄得将不知兵，兵不识将，导致仗仗失利，节节败退。”陈恪顿一下道：“而《武经总要》中则重新重视和强调用兵‘贵知变’、‘不以冥冥决事’的思想，这是我汉家军队千年来战无不胜的法宝，也是一改我朝屡战不胜的良方，相公真灼见也！”

“还有，相公没有像那些文人一样，将战争视作简单的兵力比拼，以为谁的兵多谁就会胜。他们完全不懂得士兵的训练和士气，将领的指挥和计谋，才是克敌制胜值房。相公却明确指出，兵不在多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主张‘兵用人，贵随其长短用之’，注重军队的训练，认为并没有胆怯的士兵和疲惰的战马，只是因训练不严而使其然……”

听陈恪侃侃而谈，曾公亮的新潮不知怎地，就澎湃了。他仿佛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那时候，貌似强大的大宋朝，被世代称臣、起自弹丸之地的李元昊，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那种挫败感、羞耻感，深深刺痛了每一个人……那是前所未有的惨败啊，如果败在辽国人的手下，人们的心里还能舒服些，毕竟那是一直强于我们的敌人。可就连辽国，都没将宋朝打成那个屁滚尿流的鬼样子。这让所有人都陷入了反思。才知道大宋已经堕落成什么样子，再不振作的话，真的要亡国灭种了。

所以官家顶住压力，发誓要改革，所以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这一干天下英才，赌上自己的全部，发动了那场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

在那个慷慨激昂的年代，曾公亮是那么的不起眼，因为他是实干派，并不像改革派们那样，不管哪里出了问题，都一定要上升到全局的高度，认为是人心道德、是整体吏治出了问题。

但在他看来，那样太大、太空泛。既然是军事上出了问题，那就专心解决军事问题好了，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