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上依然是名落孙山，咱们就不能加把劲儿，把孙山超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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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开国曰久，虽仍可称得上国泰民安。但花团锦簇之下，内部的各种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国家财政出现严重的入不敷出，对外战争更是连连失利。

尤其是七年前，占据陕西与河套地区的党项李元昊，悍然宣布读力，建立西夏帝国。

从任何角度讲，宋朝都无法容忍，于是两年后，两军战于延安，宋军败绩。次年，韩琦率领的宋军再败于六盘山。第三年，双方交战于镇戎，宋军仍然大败。

西夏虽屡胜，但掳掠所获财物，与先前依照和约，及通过榷场贸易所得物资相比，实在是得不偿失。此外，由于民间贸易中断，使得西夏百姓‘饮无茶，衣昂贵。’怨声载道；加上西夏与辽国的关系破灭，所以西夏主动提出议和。

庆历四年，两国最后达成协议。和约规定：夏取消帝号，名义上向宋称臣，宋朝则每年赐给西夏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两万斤，双方罢兵。

而澶渊之盟后，一直相安无事的辽国，也趁机‘聚兵幽燕，声言南下’，最终靠着富弼的大智大勇，才以‘岁增银、绢各十万匹、两’得以解决。

战场上的失败，被迫缴纳的岁币，彻底分裂的国土，都刺激着年轻的官家。在同样深感耻辱的改革派大臣鼓动下，于庆历三年，罢吕夷简，命章得象、晏殊、贾昌朝、韩琦、范仲淹、富弼同时执政，而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并为谏官，责成他们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因为年号庆历，所以这次改革被称为‘庆历新政’。

因为主导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都是声名卓著、才华高绝之辈，又因为朝野上下亦深感耻辱，所以新政一开始，就被天下人寄予厚望。像苏洵、陈希亮这些身怀报国之志的学子，恨不得立时出仕，至范公帐下听用，为新政效犬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