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钱自然就收到朝廷去了。

朝廷做的是大工程，办的是大事，可地方州县要修城廓，要造桥，要修水渠河堤，要组织民壮防火防盗，这些小事朝廷管不到也管不了，只好地方自己解决。一些临时工程可以由地方官出面筹措，一些长期工程，比如养更夫民壮等事情，那就得靠地方搭着正税来收杂派解决，杂派的根底就在这里。地方官贪腐，只是将自己的私欲又搭在了杂派上，而非是贪腐造就了杂派。

历代赋税改革的背景，都是朝廷原本的赋税体系难以维持，核心原因是，历代开国，规划财税制度均以僵化而理想的状态为基础，毕竟朝廷以外儒内法为治政思想，目标就是追求一个僵化而静态的天下。

但历史从不是静止的，天下也一直在变化，僵化的财税体系跟不上发展的形势。历代赋税改革的思路都很简单，将计税基础重新退回到相对还算僵化不变的田地上面。把田税丁税乃至地方杂派摊入田税后，地方靠着杂派组织起来，用于解决地方本地公共事务的税费也被刮到了朝廷腰包里。【4】

“外儒内法之下，朝廷和地方在这财税上的争夺，绝难停止，这才有积重难返之症。梨州先生未述及此症背后的治政根底，但在谈如何解症时，却还是述及三代之治，这说明梨州先生多少也有此感悟，意识到这不止是君王和官员欲壑难填的问题。”

薛雪的总结很清晰，华夏财税难题，根本症结就在外儒内法上，而具体的缘由，则是朝廷在感觉财政艰难之后，总是找地方下手，将地方以银钱组织起来的力役资源归并到正税里，所谓正税，自然就是朝廷的钱。地方被进一步削弱后，不是州县治理凋乏，就是为维持地方政务能正常运转，继续向底层民众施压。感姓主宰理智的文人自然更喜欢强调后者，很少注意到前者。

“修路造桥，治安捕盗，这不过是细枝末节，只要尽心教化，人心安稳，就是挈住太平盛世之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