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务也缺人。虽然李肆告谕四府两厅，原任官员各安其职，愿为他效劳的，他绝不亏待，可几乎没一人留任。原因很简单，士农工商，工商被李肆带着跑了，农这一部分，李肆没动，既然没什么变化，农人也懒得关心李肆跟朝廷谁赢谁输，埋头种田抱媳妇生儿子。可士这一部分，他们的根在满清朝廷，李肆一反，能跑的全跑了，跑不掉的也不可能跟李肆合作。

幸亏以前青田公司为了周旋官场，公关部的建设格外用心，四府两厅之下，每个县不仅有工商师爷，还有对应的公关专员。这时候摇身一变，将满清官员的工作接下，还能勉强维持，各县的吏员们态度不一，但迫于李肆的兵威，也不敢明面作乱，大局还能配合。

可这个仓促凑起来的政务局面，也就只能勉强实现李肆稳定秩序的目标，至于什么钱粮赋税等方面的政斧职能，就要大打折扣。

李肆不缺银子，但他没脑抽到大笔一挥，学某些“先进穿越者”那样，直接免掉钱粮赋税。赋税的意义不仅是国库收入，还是一套组织方式，政斧需要借助这套组织方式，来实现对社会的管控。在这个时代，不收钱粮赋税，就不能接触到社会底层，更提不上推动社会发展。

因此这钱粮赋税，必须得收，要怎么改，必须在切实掌握之后才能考虑。现在的目标是要完完本本将满清朝廷对社会的控制接收过来，足额的钱粮赋税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几百年后，技术进步，商业兴盛，可以通过商业工具，比如银行信贷来组织社会资源，但这个时代，还只能靠黑社会收保护费的方式，直接以人工作业。历代王朝的地方官员，其实质是中央政斧的税务代理人，他所履行的其他职责，不过是为名正言顺收保护费而裹上的表皮。

这层表皮就是读书人所谓的“法统”，地方官要断狱息讼，要扶农兴教，本质是在向社会底层传递这样一个契约，我身后的朝廷，是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