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春秋已高，希企安稳，定不愿大动干戈，太子爷何不暂避锋芒，淡然处之，撇清一切不利之事，或可安然无事。”

经这一提醒，胤礽心思也活了起来，康熙年事已高，又极好面子，对一应谋逆之事，定然不会深究，就此罢手，不问政事，说不定能躲过这一劫，况且，以现在的情形，动手亦无丝毫把握，而且一旦动手，便再无退路。

沉吟稍许，胤礽才道：“既是如此，那就着人吩咐齐世武他们不必再广为牵连。”

朱天保微笑道，“太子爷，八党势大，皇上亦是不喜，打击八党，既能博皇上欢心，又能消弭后患……。”

一听这话，胤礽不由暗道，心慌则乱，怎得忘了，打击八党，方能显出自己一党存在的价值，康熙为平衡计，方才有可能放过自己，想到这里，他点了点头，“九如说的有理。”

在康熙的默许，太子的推波助澜之下，《南山集》一案开始逐步升级，但凡与《南山集偶抄》、《黔南纪闻》、《孑遗录》等书有关联的人纷纷被捕，与戴名世交往过密的也在抓捕之列，就连雕刻、印刷、售卖的商人亦被牵连进去不少。

借着这股东风，官场上太子一党亦掀起了检举、揭发之风，很快就形成了互劾、互举的局面，一众与戴名世交从过密的官员纷纷被请进了刑部，八党中不少官员因此被牵连，一时间，朝野上下，人人自危。

京城的情形，康熙是洞若观火，随着满蒙八旗、护军营将领对调及九门提督的撤换，太子胤礽安静了不少，一众党羽亦是深居简出，而南山集一案的不断升级、扩大，胤禩一党官员亦是惶恐不可终日。

康熙冷眼旁观了二日，又发了一道谕旨，“着皇十四子恂郡王胤祯回京述职。”此时一众官员自顾不暇，哪里还有心思去关注胤祯的事。

雍亲王府。

不管是江南科考案还是《南山集》大逆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