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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四路围攻的军队中，就有着从陕西和山西派出的明朝军队。那些陕西和山西的溃兵逃回了家乡以后，怕领受军法不敢归队，于是就索xing就地落草，成为了马匪和土匪。

而崇祯初年农民造反的军队中，就是以这些溃兵为主要骨干，以难以生存的农民为外围摇旗呐喊的匪帮。

不过这种情况，却为陕西地方官员的扯皮，提供了丰富的弹药。在明朝的陕西省，除了主要负责陕西地方事务的陕西巡抚胡廷宴以外，还有一位主要负责军镇事务的延绥巡抚岳和声。

可以想象得出，陕西巡抚胡廷宴一定会说：是延绥巡抚岳和声管辖的边兵作乱，不关地方上的事；而延绥巡抚岳和声也一定说：是陕西内地的饥民为“盗”，不关军镇上的事。

而作为朝廷派出监察地方的直属官员——陕西巡按御史吴焕，他不是向朝廷反映真实的情况，而是和起了稀泥，在他上呈的奏章中则各打五十大板，而对农民造反的真实情况却是轻描淡写。

可这么一来，崇祯皇帝和朝廷诸位大臣就更摸不清陕西农民造反的情况了。他们也只能够相信这些地方官员在奏章中，对农民造反的那种轻描淡写的描写。以为这也就是一些盗匪在作乱而已，不足为患。

由此可以看出来，在陕西地方官员的一鸵鸟，二扯皮的行为之下，在陕北农民造反的一开始，官府就根本没有做出什么有组织的救灾和镇压的举动，也没有及时的把农民造反的信息告诉给崇祯皇帝和朝廷诸位大臣。更不要说得到朝廷的援军和钱粮来支援了。

直到农民造反了一年多以后，杨鹤出任了陕西三边总督，他才把当时农民造反的真实情况告诉给了崇祯皇帝和朝廷诸位大臣。

可那个时候，农民造反的局势，已经席卷了整个陕西省。因此，在陕西农民造反刚一开始，还没有成为气候的时候。那平息陕西农民造反的最好时机